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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要避免战争思维

发布时间:2021-01-21 15:59:58 阅读: 来源:线盘厂家

大国崛起要避免战争思维

专访权威一战史学者麦克米伦:  [ 而战争责任应基于这样的思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战前的五周内,从6月28日费迪南大公遇刺到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导致英国对德宣战的这段时间里,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战争,至少可以避免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 ]

六月刺杀、七月危机、八月枪声。  1914年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一场由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帝位继承人而引发的地区危机,经过37天的发酵,终于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那关键的37天,为什么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一百年后,当人们缅怀这场似远实近的战争时,这个问题依然在叩问我们的理智和良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一战史权威、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女士,倾听这位当代最懂一战的学者细细剖析,人类的野心、愚蠢和失误,怎样招致一场原本可以不发生的浩劫。  一战并非不可避免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一战的爆发,其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你同意这种解释吗?  麦克米伦:不。在国际史学界,至少在欧洲范围内,一战历史的研究者很少有人还相信那套理论了。说得更宽泛一点,我认为,没有哪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都是人类决策和行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在一战前就有了。但很多次斗争和冲突实际上都得到了化解。比如因为帝国主义扩张而发生过严重敌对的英国和法国、英国和俄国都成功实现了和解。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不是1914年导致国际环境紧张的首要因素,它只是因素之一。当时,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勾心斗角(1905~1906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列强对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也各怀鬼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日报:也就是说,如果那时的人更智慧一点,一战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管控?  麦克米伦:是的。在1914年以前,列强之间发生过好几次严重摩擦,以至于当时舆论普遍担忧大战一触即发,但实际上那几次危机都没有真正引向战争。这是因为,列强决定通过磋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  比如19世纪90年代,英国和美国几乎开战(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但两国都保持了克制,启动谈判,最终改善了关系。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过两场战争,奥斯曼帝国和若干由该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打、那些独立的国家相互打,很多人认为那会引发大战,但欧洲列强又一次靠谈判避免了战争扩大化。  日报:靠谈判避免冲突,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压力会不会一直积累,终有一天还是会导致大战呢?  麦克米伦:历史并不是单向、线性发展的。压力会上升,压力也会下降。想一想冷战,苏东集团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相互对峙,有时矛盾极端严重,有时矛盾比较缓和。比如20世纪70年代,双方就比较能够相互谅解,矛盾不那么严重。大多数人认为——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认为——东西方阵营必有一战,但它们并没有打起来。  再想想中美关系曾经非常敌对,但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关系大大改善了。所以,如果1914年时各方能够管控好形势,那么很可能到了191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矛盾就会得到缓解,国际关系压力就会下降,大战就会得到避免。  德国崛起太心急了  日报:谁要为一战爆发负责?在详细研究了德意志帝国政府档案后,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于1961年提出著名的菲舍尔命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精英集团)长期酝酿、蓄意挑起的,目的是让德国跻身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你对此作何评论?  麦克米伦:我不同意菲舍尔命题,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对它提出过批评。菲舍尔的确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比如德意志帝国内部确有一些人为了德国崛起而不择手段。但崛起有很多途径,一个国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才能成为世界强国。  今日德国就是最好的反例,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又是欧洲的主要强国。即使是在1914年,德国的工业界其实很担心“政府里的莽汉”肆意妄为,他们认为,战争根本是不必要的,如果德国耐心等待,它迟早会在经济上独步欧洲。  大多数学者——虽然不是全部——应该会同意我的观点:德国的行为方式激化了矛盾。在战前的最后一个月里,德国的所作所为促进了战争的爆发。但那和长期酝酿、蓄意挑起不是一回事。  其实在当时的德国,也存在其他可能性。德国的一大心病是俄国变得日益富强,所以有人极力主张对俄国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国内也有声音主张同俄国谈判,因为德俄两国经贸关系紧密,俄国需要德国的科技和投资,德国需要俄国的原料和劳动力。德国的决策者如果做了其他的选择,历史本来可以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下去。我一直认为,虽然历史已经无从改变,但在思考历史的时候,甚至在对国际事务做出决策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其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众多偶然性叠加的诱因  日报:那你主张“集体责任论”?列强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一定责任?  麦克米伦: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集体责任论”是一战后二战前德国宣扬的观点,因为如果列强都要负责,那么单单惩罚德国就是不公平的,就是成王败寇。但是战争的根源和战争的责任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虽然我认为一战的爆发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背景、原因和条件,但我的确认为列强中的某些国家,乃至其中的某些人,对战争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  我写《终结和平的战争》这本书,其实就是想阐明这个观点。在错综复杂、促进和促退因素并存的历史条件中,人为的恶意、失误和纯粹的偶然性一起,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包括: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种势力等“硬”的条件,以及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民族主义等“软”的条件——那个世界的氛围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战争责任应基于这样的思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战前的五周内,从6月28日费迪南大公遇刺到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导致英国对德宣战的这段时间里,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战争,至少可以避免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  但是,有些国家、有些人所做的决定,让爆发战争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比如刚才说的德国内部的好战分子,再比如奥匈帝国决心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摧毁或压服塞尔维亚。在我看来,这些促成战争的决定,就是战争责任之所在。当然,历史学界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争论了100年,我想还会争论下去。  日报:你提到从6月28日到8月4日,有很多机会避免战争,哪些是最好的机会?  麦克米伦:有几次机会。如果奥匈帝国选择用政治手段解决塞尔维亚危机而不是诉诸武力,就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机会。当时的塞尔维亚统治集团里有一些人支持针对奥匈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刺杀斐迪南大公,这一点国际社会心知肚明。如果奥匈要求塞尔维亚彻查此案,将凶手和策划者绳之以法,国际社会料将支持它的诉求。但它做得很过分,不但向塞尔维亚提出侮辱性的惩罚条件,而且在塞尔维亚同意了大部分条件后还穷追不舍,制造了一种对塞非战不可的态势。  另一个关键是德国对奥匈的过分支持鼓励了奥匈鲁莽行事。德国政府对奥匈政府说,不论你们怎么干,我们都支持。史学界把德国的这个承诺称作“空白支票”。德国和奥匈都很清楚,如果奥匈对塞宣战,自视为斯拉夫民族保护者的俄国必会干涉,所以说两国当时都不计后果、肆意妄为。如果他们明智一点,想事情周全一点,也可以避免战争。  从俄国方面来说,如果它耐心一点,联手英法一起施压,也有可能达到政治解决的结果。实际上,俄国当时的军事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贸然开战对它一点好处也没有。  日报:能不能说全球(欧洲)治理体系的失灵也是一战爆发的一个因素呢?那些本该防止战争爆发的缓冲、协调机制,那些本该拯救其人民于水火的政治领袖,它们没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麦克米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虽然当时还没有清晰成形的强有力的国际治理体系,但那样一个体系确实已经萌芽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仲裁案例,越来越完备的国际法,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调机制——所谓“欧罗巴音乐会”,欧洲列强首脑会晤,对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其实是有的。但是在1914年,这一切都失灵了。如果当时存在适当而有力的国际组织、谈判机制等等,会对局面有所帮助。  日报:听上去真是很悲哀,人类的野心、愚蠢和失误给自己招来了一场原本可以不发生的浩劫。  麦克米伦:确实很悲哀。尤其是当你想到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偶然性,就会更感慨了。就像电影《完美风暴》里所表现的一样,一场罕见风暴需要三个风暴系统叠加才能生成,而引发这场悲剧需要天气、海洋、导航、船长的决定,甚至糟糕的运气等众多因素叠加才会上演。  一战也是一样,除了上面讲到的那些条件,运气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在萨拉热窝,大公的司机没有开错路,如果他们的汽车没有停在那个咖啡馆前,如果几乎已经要放弃行刺的普林西普当时不是恰好就在那个咖啡馆里,历史又会怎样呢?  权力转移可按规则出牌  日报:我们来谈谈一战的当代意义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把今日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比作一战前德国和英国之间异常纠结的关系:双方的经贸关系很紧密,但终究未能阻止兵戎相见。中国政府认为这一类比很荒谬,它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境更具现实意义——日本是侵略者与和平破坏者。你认为一战和二战,哪个情境对当今世界更有启发?  麦克米伦:那得看同当今世界的哪个区域进行比照。我认为二战的类比并不太适用于当今的亚洲。亚洲目前的情形并不是有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试图从其他国家手中夺取领土。我倒觉得一战前夕的欧洲比较近似——有若干强国,相互之间关系紧张。  不过我对历史类比这种做法一直持怀疑态度,有时候两个历史时期的确会出现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绝不意味着两者的事态会以相同的方式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二战或一战时的世界毕竟已经大大不同了。  将中国和日本比作一战之前的德国和英国,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英德当时固然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但还有很多力量比经济纽带更强大,比如海军军备竞赛和互相惧怕的国民心态。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经济纽带来弥合所有矛盾。总而言之,借用历史来打“口水仗”其实并不是一件很有意义和建设性的事情。  日报:至少在我看来,一战和二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和老牌霸主的焦虑。新老大国似乎都犯了一些错误,最终导致战争。哪些错误本来可以避免?  麦克米伦: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其中总是蕴藏着巨大危险。老霸主往往自以为是,不能理解新兴大国的诉求和情绪;新兴大国则往往表现得像毛头小子,常常不讲策略,急躁冒进,缺乏耐心。老霸主不喜欢改变,因为现存秩序让它们感到舒服;而新兴大国大多希望改变,而且要快。这就会带来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但这一过程并非无法管控。国际权力结构的转变并不一定非要引发冲突,有很多学说都试图阐明这一点。  就拿英国和美国权力转移的例子来看。在一战前,美国是崛起的新兴大国,大英帝国是世界霸主,人们大可以预言英美会开战。在19世纪80年代,因为委内瑞拉边界线之争,它们也真的走到了战争边缘,两国国内都有人在认真地讨论开战的可能性。但双方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于是同意将争议诉诸仲裁,就边界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国也从长远上重新安排了相互之间的关系,英国舰队基本上撤出了加勒比海,英国承认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美国不再进一步挑战英国在其他地方的霸权。  日报:但是新兴大国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是一个问题。  麦克米伦:看看二战后的德国,它是一个强国,又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国家,它很多时候甚至不情愿使用自己的力量。再看看二战后的日本,它也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它总是在国际框架内行事。当然,安倍晋三政府的新动向会不会打破这一规律还有待观察。巴西也是一个好例子,它在拉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总量巨大,但它几乎从来没有莽撞行事,对周边国家造成压力。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它的军事实力也在迅速增长,从总体上来讲,中国还是乐意通过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其实,很多时候,新兴大国还是按规则来出牌的,对它们而言,在现有规则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比破坏一切规则来得更划算。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幻象  日报:英国卷入一战是因为它和法国有军事同盟,法国则是因为它和俄国有军事同盟,德国和奥匈也有军事同盟。军事同盟网络的连锁反应似乎把一个局部冲突放大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麦克米伦:传统上人们谴责军事同盟导致了一战扩大化,但如果仔细审视当时的所谓军事同盟,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紧密。  当时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德奥同盟、法俄同盟,而且它们都是防御性同盟。比如如果俄国主动对日本开战,法国是没有义务参战的。只有当其中一个盟国本身无端遭受攻击,另一盟国才有协助防卫的义务,而且要找的话总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不履行承诺。一战前,意大利和德、奥组成了三国同盟,但战争爆发时意大利找借口不参加德奥的行动,后来甚至倒戈到协约国一边了。  英国和法国并没有军事同盟。英法之间白纸黑字签下的只有1904年的一份旨在解决殖民地争端的协议,别无其他。英国实际的作为也仅限于在一些问题上同法国协调,包括开展陆军、海军对话。这些非正式的关系可能让英国感到自己对法国负有某种义务,但绝不包括同法国一道对别国宣战。  促使英国参战的有两个因素。第一,德国入侵比利时令英国朝野震惊。比利时是中立国家,其中立地位受到包括德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的一致承认,德国的入侵行径违反所有的国际准则。第二,英国不愿看到德国独霸欧洲大陆。所以英国的参战不是因为军事同盟义务,而是出于它所理解的国际道义和战略考量。事实上,参战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它犹豫了很长时间。  日报:德国入侵比利时震惊了国际社会。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也震惊了国际社会。但如今,欧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克里米亚事件的反应与1914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  麦克米伦: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任何第三方国家,这一点和德国入侵比利时不同,德国是为了进攻法国。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早就有海军基地,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虽然也对国际法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但并没有打破该地区的权力平衡。1914年德国如果征服了比利时和法国,整个欧洲的格局就颠覆了。  日报:那英国向德国宣战岂不是在主持国际正义了吗?德国违反国际法,英国来执法。  麦克米伦:英国人自己的确有这种强烈的正当感。但他们的决定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关键利益。如果德国控制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海岸线,甚至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那对英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威胁极大。就像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很多的例子一样,英国的选择有着道义和利益的双重动机。  日报:经济在一战爆发中起了什么作用?一战前的欧洲经济非常繁荣,为什么大家还要打仗呢?  麦克米伦:一战前确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繁荣,经济全球化越发达,战争就变得越不可能,因为靠战争来解决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值得”了。1909年,英国政论家安杰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大幻象》,就阐述了这种观点,他甚至认为,即使欧洲各国开战,战争也打不长,因为各国的财力限制和经济界的压力会迫使它们尽快结束战争。结果1914年证明这种观点本身才是一个大幻象。  平心而论,经济全球化确实有缓和战争风险的作用。事实上,二战后成立欧盟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来预防战争。但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也不是单向、线性的。更多的跨国贸易、投资意味着更多的摩擦和争端;资本和就业机会的全球流动不会均等地让所有地方受益;绝对和相对的劣势也会让一些人觉得自己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输家”,从而滋生极端的排外思潮。  所以,一战给经济乐观主义者留下一个教训:人类的行为往往并不像经济学假定的那样理性。我们可以是交易者,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可以明知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油气比较划算,但仍然会觉得,如果不把自己的旗帜插上汪洋上的几片岛礁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躺在那里等待全球化降下福音,给世界带来持久的繁荣与和平,是一种政治和历史幼稚病;这和相信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幼稚程度不相上下。  打破“欧洲主宰世界”  日报:民族主义在一战爆发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麦克米伦:很重要的角色。当时的欧洲领袖们要面对一种新局面——公众舆论的觉醒。再早个100年,欧洲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大部分人没有选举权,大众传媒还没有诞生。到了20世纪初,情况改变了,公众舆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其中有很多民族主义的舆论。  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关注有助于国民意识的形成,但国民意识容易带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色彩。各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压力也容易导致“国家利益”被绑架,让政府倾向于扩张军队、捍卫海外殖民地利益。  日报:那你对目前世界上一些地方的民族主义思潮担心吗?  麦克米伦:这种担心一直存在。政府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很微妙的。有时它们利用民族主义,有时它们被民族主义推着走,最后骑虎难下。当今的俄国就有这个倾向,普京政府刻意鼓励俄罗斯民族自豪感,例如在学校教育里加入很多民族主义元素。如今他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在需要冷静处理问题的时候,在需要妥协的时候,民族主义舆论压力也在束缚他的手脚。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想一想此类运动会有什么后果?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民族主义氛围中成长,学校和媒体只谈民族的光荣和屈辱,而不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在一战前的欧洲,欧洲各国的学童也很少学习欧洲的历史,他们学习的基本上全是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引导人们以不理智的民族主义眼光看待世界,到处看见差异,看见敌人,而看不到人类的共通性。  日报:除了民族主义,还有一种文明竞争的观点。西风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在中国,有一些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衰落的起点,也是东方或者说非西方文明复兴的起点。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麦克米伦:从历史实际来看,一战确实促进了“欧洲主宰世界”这样一种格局的解体。那种格局迟早会解体。中国等非西方文明从此开始了漫漫长征,逐渐恢复其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之前的世界地位。  但我认为,当今世界远不是“西方VS东方”这样的简单模式所能描述的,当今世界的依存性和互联性远远比这来得复杂。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球秩序,在这样一个全球秩序中,你能说俄罗斯是西方还是东方?日本是西方还是东方?中国是西方还是东方?所以我们需要以全球意识来思考问题——要意识到我们共享全球秩序,维护全球秩序,应对全球挑战,同所有国家都休戚相关。  历史的用途和滥用  日报:今天的人类是不是变得足够成熟和智慧,可以避免再度爆发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网络世界大战”或者“经济世界大战”呢?  麦克米伦:我想我们总该变得更理智一些了吧。我也希望当代的国际体系和机制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有效性,能够为全球和地区磋商提供基本框架。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应该不会再发生了——但愿如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网络战争”和“生化战争”仍然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损害会蔓延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控制得住。比如有人编写了一个计算机病毒武器,一旦运用,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摧毁全世界的网络安全;生化武器也是一样。这些高技术、非对称战争手段的后果难以预测,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前置性的治理机制来预防此类风险。  日报:除了上面讨论的这些教训,你觉得一战还有什么教训是必须吸取的?  麦克米伦:好吧,总结教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会忘记教训。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在此强调。第一是政府要密切掌握军队的动向,知道它们在做什么、在谋划什么。一战之前,有些国家的军队编制了详尽而大胆的作战计划,其文官政府却未必了解此间详情。结果,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政府自己都吓了一跳。古往今来,军人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认为战争是他们的使命。但是民选政府和文官政府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控制军队的这种冲动。  第二是要学会理解别人的立场、思维和感受。不论是在一战的时代还是今天,人类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以己度人。但是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看待同一事情的想法可能很不一样。特别是当存在不信任和害怕的情况下,想要理解对方,理解他者,预测其行为,就更加困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看似软弱的“诉诸外交”其实是一种成熟的审慎。  日报:你写过一本书,书名借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篇论文,叫《历史的用途和滥用》。就一战而言,哪些情况属于历史的用途和滥用?  麦克米伦:我认为历史可以照亮现实,学习历史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有助于理解不同的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过于狭隘地解释历史,甚至是刻意地操纵人们的历史意识,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会让人产生错觉,把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必然性误认为是存在的,从而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就一战而言,一种错觉是你必须“先发制人”,在“敌人”打击你之前先发动攻击。还有一种更大、更致命的错觉,就是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种错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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